“一定会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看完《三个橘子的爱情》，我不知不觉地哼着这首《花瓶》走出蜂巢剧场。

　　但这个剧多少有些配不上张玮玮的音乐，它似乎只是一班年轻演员的习作，而不像孟京辉的作品。它有闪光的碎片，但难以让人自始至终提起精神。

　　问题出在剧本尤其出在对白，始终充满一种过于抒情的文艺腔，这种文艺腔最后甚至到了有点蛮不讲理狗屁不通的地步，令我不得不将注意力从演员转移到乐队身上，我只好盯着张玮玮的鸭舌帽不放，但由于剧本的先天缺陷，再好的音乐也不足以使它成为一出好戏，毕竟音乐是为剧服务的。吊诡的是，也许正因为剧本身的散乱，反而给了音乐自由发挥的空间，张玮玮创作了足够一张专辑规模的音乐，并和郭龙一起，短短数月把演员们训练成一支像模像样的“橘子”乐队，演员们在器乐演奏上只是初学者水准，但在演唱方面颇有天赋，其中齐溪演唱的《花瓶》令人惊绝，希望张玮玮的专辑也请她唱一个《花瓶》。

　　《三个橘子的爱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股让新世代文青稍感莫名而老一代文青又心有戚戚的怀旧气息——准确地说是古代的气息。

　　１９世纪当然是古代，何况是１９世纪的俄罗斯。那才是《三个橘子的爱情》文艺抒情腔的隐秘出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中篇小说《白夜》，尽管那只不过是陀氏最弱的作品，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感伤小说，尽管１９世纪俄罗斯文艺腔加上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汉语翻译腔从２１世纪中国新世代文青口中出来实在不伦不类，却也意外地制造了一种不知今夕何夕、恍若隔世的荒诞感，如果有意强化这种时空倒错、语言分裂的荒诞感，这部剧本来完全有机会从感伤小品提升到真正“先锋话剧”的档次，而不只是不伦不类的“时尚话剧”。

　　１９世纪的俄罗斯又切换到了民国，鸭舌帽、圆框眼镜的张玮玮一副民国知识分子扮相，歌唱着民国时代的三流演员和革命杀手：你是沿江而来沉默的革命杀手／我是阁楼里面失败的三流演员／你要向东方去干掉某个人的明天／我要换一个名字 我要去南方／收音机里的女人用甜蜜的声音／说着梦中荒野上吹过的风／我们都有着各自的罪啊／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蓝色的帽子是赶路匆忙的早晨／灰色的帽子是荒唐懦弱的夜晚／谁在日夜交替的缝隙里打牌／我们随他的运气落在地上／记着你曾经有过温暖的过去／我坐在阳光下的理发店／此刻我们正在遥远的故事里奔跑／背后黑色的幕布向我们扑过来——（《三流演员》，张玮玮词曲）

　　除了代表作《三流演员》、《米店》、《花瓶》，张玮玮还翻唱了严雪亭的评弹名段《王魁负桂花》，并带领演员合唱了陈升《鼓声若响》那段经典旋律，又合唱了诱导社乐队十几年前那句著名的“我的高潮给了谁？”——是音乐，总算给这部Ｇ点难寻的剧制造了一点高潮。

　　从１９世纪的俄罗斯到１９３０年代的上海，再到１９８０年代的北方县城——张玮玮和郭龙身上是一股挥之不去的８０年代青春气息，而奇妙的是刚出校园不久的孟京辉剧组这些演员身上也有一股久违的青葱的８０年代气息。然而这不只是老一套的感伤怀旧，在张玮玮的歌中，青春正慢慢从夏天的暴雨和烈日中退出，隐没入命运晦暗不明的广阔背景：一定会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就像一些人／怀念默片／就像一些鲜花／渴望干燥和枯萎／这样就能插进花瓶／就像一些花瓶／安静的洁白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落满了灰尘的花瓶——（《花瓶》，尹丽川诗，张玮玮曲）